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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故事性在图书出版过程中的体现的一些思考

时间:2020-07-02   访问量:2006


摘要:故事或故事性内容,语言通俗,有画面感,具备形象化与可读性的特点。对于用形象思维的群体而言,故事或故事性的内容更容易抓住群体,并在群体中被广泛传播。在图书出版过程中,故事或故事性内容的体现有作者的故事性、作品的故事性与读者的故事性三个方面。本文尝试从这三个方面出发,结合若干例子,做浅显的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故事性  图书出版  体现

 

设想一下,先读到了以下这段文字:


人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自己。有些时候,人自卑得一分钟都活不下去;有些时候,人自大到高举双手赞美自己是神。

做人的讽刺就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人竟然对自己有这么矛盾的想法。


然后,读到了下面的故事:


有一位年轻的女子独自坐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她离开了丈夫和孩子,与另外一个男人同居。不过在那天晚上,她被新欢抛弃了。她失去了一切——她的丈夫和孩子。在极度绝望之下,她把一支点三八口径的手枪放进嘴里,扣动了扳机。警员在床头柜上找到一张字条,皱巴巴的纸上写着:“不要为我哭泣,我根本不是人。”

当天晚上在同一家旅馆的楼下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一群支持新纪元运动的人群在聚会,在几番激动的演讲之后,一位知名人士带领群众同声呼喊:“我是神!我是神!我是神!”

故事的结尾是:做人的讽刺就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人竟然对自己有这么矛盾的想法。


如果想说明“做人的讽刺”这一主题,以上哪一种传递方式令人印象深刻、易于接受,且形象地触发思考?似乎没有疑义地,故事性的表现方式在强烈地对比下,更令人印象深刻,且触发思考。难怪心理学家说,人类的大脑先天就是一部故事接收器。


故事或故事性内容有画面感,具备形象化的特点。对于用形象来思维的群体而言,一个能读懂的、形象化的好故事造成的影响要胜过一句逻辑无误的口号所造成的影响。若要某一种观念被群体所接受,并产生有效的影响,甚至在群体中实现更深层次的传播效果,它就必须披上形象化的外衣。特别是那些看似深奥的哲学或科学观念,想让它更容易被群体所理解并接受,就要对其进行一番形象化的彻底改造。


故事或故事性内容语言通俗,具备可读性的特点。它容易将读者带入营造的情境之中,触发读者的想象,进而激起读者的共鸣。群体通常是用形象来思维的,一篇逻辑精密、语言晦涩、不具备可读性的作品,并不能引导读者进入作者预设的情境中。难怪一位逻辑学家在遭遇失败后愤怒地说:“我的逻辑毫无谬误,我建立在三段论法上的推理公式是不可更改的,就算是无机物,只要它能来推演这组公式,也会不得不表示同意。”逻辑学家的话没错,然而现实是群体不接受。


出版业似乎也在讲故事、编故事,并在许多方面强调故事性。算一算,全世界每年出版类别最多的作品大概是小说类的作品,畅销书排行榜、图书销量排行榜上,排名前几位的,也大多是小说类或故事性较强的作品。参考台湾猫头鹰出版社的社长陈颖青先生的说法,在美国,小说的市场分量可以大到跟“所有其他类”等量齐观,美国精装书排行榜的分类方式,就是小说和非小说两类。这么看,似乎整个出版产业的大半江山,是建筑在故事或故事性为核心的基础上的。


那么,在图书出版的过程中,故事性常常体现在何处呢?以下从作者的故事性、作品的故事性、读者的故事性三个方面出发,结合若干例子,进行一番浅显的探索和思考。


一、作者的故事性


有不少作者的故事被编辑出版了——《最有趣的作家故事》《青少年必知的文学与作家故事》《作家故事文库》等,可见作者大多是有故事的人。再说了,作者不是有故事的人,怎能写出故事或故事性的作品呢。


作者的故事涵盖的面比较广,比如作者与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激发作者写作爱好的故事、作者艰难创作历程的故事、作者与作品中人物关系的故事……可供开发的故事或故事性资源应该是非常可观的。


以“现代小说之父”司汤达为例,他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最为国内读者所知的作品《红与黑》就与他自己和拿破仑的故事有关。司汤达少年时代在法国大革命的氛围中长大,崇敬拿破仑,并多次随拿破仑的大军征战欧洲,进入米兰、柏林、维也纳,直到莫斯科,亲身践履“拿破仑史诗”。


当拿破仑败于滑铁卢一役,受到复辟势力攻讦之时,司汤达于1817年写下《拿破仑传稿》,1837年复又写下《忆拿破仑》,可见对拿破仑的崇敬之情。晚年自撰《亨利·贝尔传略》,写到最后一句,则是“生平只敬仰一人:拿破仑”。拿破仑是司汤达几乎全部著作的关注的一个中心,小说、游记、文论、史书等,都或隐或现有拿破仑的影子在。


这么一位有故事的作者,这位作者的故事又与拿破仑有关,若出版他的作品的时候,忽视他的故事,或者忽视他与拿破仑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岂非可惜?若介绍和拿破仑有关的作品的时候,忽视司汤达及他的作品,也是憾事吧!


再以《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为例,有一个由他自己讲述的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尼格尔的叶子》。托尔金在创作《指环王》的过程中,有时会陷入思路枯竭,再加上他写作之时正值二战爆发,不知道自己能否幸免于难,他感到自己倾尽心血的作品可能此生无法完成,一想到无法完成作品,他就十分恐惧,倍感绝望。


当时托尔金家门前的路边有一棵树。有一天,他发现邻居把树砍了,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就像是“内心的一棵树”,可能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此后的一天早上,他脑海中浮现了一个故事,便顺手写了下来,就是《尼格尔的叶子》。这个故事驱走了托尔金心中的恐惧,让他再一次投入到创作之中。


《尼格尔的叶子》在托尔金创作《指环王》的过程中,有奇妙的意义,给他带去了极大的释放和安慰。《指环王》已经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若在介绍《指环王》的时候,分享《尼格尔的叶子》,应该可以更加扩展读者理解《指环王》的广度和深度。


二、作品的故事性


作品故事性的体现包括作品创作缘起的故事性、作品名称的故事性、作品目录的故事性、作品内容的故事性四个方面。


1.作品创作缘起的故事性


作家的创作大约总有一个奇妙的缘起,或被某个偶然的事件触动,或被某段经历激发,或被某个人或某些人点燃……这些创作奇妙的创作缘起深具故事性,了解并展示作品的创作缘起,既可以引导读者接受作品,也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了解作品,甚至传播作品。


以《红与黑》为例,司汤达说,这部小说是根据一个现成的故事敷演而成的。所谓的“现成故事”是指发生在布朗格的一桩情杀案:安多华·内尔德家境清寒,但自幼聪明,靠本堂神甫的帮助进了修道院。因为体弱而不能苦修,进了米舒先生家做家庭教师,不久因与主妇有染而被赶走,再次回到修道院。然后入郭尔东先生家任教,不久因钟情千金小姐而遭辞退。走投无路之际,以为是米舒夫人从中作梗,便于礼拜天弥撒祭时行刺米舒夫人,被判死刑,年仅25岁。


司汤达自称并没有杜撰什么。若结合1827—1830年法国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历史环境去解读该“现成故事”,则不仅那时的法国读者会更意会故事所展示的深刻社会内容,对于今日的我国读者来说,对于了解作品所反映的大革命洗礼下,世人活动的隐秘动机及灵魂隐私,也有裨益。


2.作品名称的故事性


作品名称的故事性,即指书名的故事性。书名犹如人名,一个有故事性的人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书名也是如此。如武侠小说《萍踪侠影》中的人物“澹台灭明”,若不知道这个名字也是孔子一位弟子的名字时,对于明朝人来说,这个名字就实在是太有故事性了。


以《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为例,这是《时代》周刊评选的20世纪70年代十本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也是美国大学“禅与现代美国文学”课程的必读参考书。仅看书名,莫名其妙,禅与摩托车维修?八竿子打不着,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莫名其妙的感觉中,似乎有吸引人的故事在等待着读者去探索。带着对书名的疑惑,翻开书,读下去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本关于科学与艺术、知识与价值、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与物质、机械论与神秘主义、西方与东方等二分法划分下的事物关系的思考的书,是一本探索人类文明的书。


再以《红与黑》为例,小说最初的名字是《于连》,作者上部写毕,才定名为《红与黑》。以两种极具反差的色彩为书名,其故事性也让读者们有颇多的解读——“红与黑”寓意军人的军装与修士的黑袍,剑与十字架,热血与孝服,火红的理想与暗黑的现实,英勇的时世与复辟的年代,甚至寓意赌桌上的红黑两色,比喻命运无常……诸多的解读,使得作品名称的故事性有极大的延展空间。


3.作品目录的故事性


目录是一部作品的框架,是揭示和报道作品创作思路、主要内容、主要观点等的工具。一个具有故事性的工具,会触发读者的想象,并激发读者产生进一步探究内容的欲望。


以伯纳·派顿的《身边的逻辑学》为例,这本书的目录不是这样的:“前言:逻辑的本质与目标”“第一课:定义的目的和类型”“第二课:属与种”“第三课:外延与内涵”……没接触过逻辑学的读者若不是铁了心要学点逻辑学知识,看到这样的目录,只怕是再也不愿意继续往下读了吧。


看一看《身边的逻辑学》的目录,部分是这样的,列举如下:


当心政治人物的鬼话

不下雨吗?杀个人来献祭就好了?

迷信与奇迹都是胡扯

毛发要长多少,才能算是胡子?

让我们一起跳下悬崖吧


这样具有故事性的目录,是不是更具有吸引力?


4.作品内容的故事性


内容的故事性,即以故事性的方式表现或说明枯燥、艰涩的内容,或者在抽象的内容中间穿插故事性的内容,既可以减轻读者阅读的心理压力,又帮助读者形象化地领会内容中所传递的信息。


以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为例,该书是解析群体心理的名著,被誉为社会心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作为一部学术性著作,它的语言非常生动流畅,大量的历史故事穿插在入木三分的群体心理分析中间,读起来轻松有趣,但同样能激发深入的思考。


再以理查德·柏瑞特的《尊贵的设计》为例,该书是论述人受造的形象的作品,共十章。每一章均有一个清晰的主题,而每一章的开始均是以一个能体现本章主题的故事开始导入。在每一章的内容中间,也时时不忘自然地使用故事性的内容来进行论述或说明。


即使像《红与黑》这样的小说作品,不仅目录中没有放过体现故事性的机会,在每一章开头使用名人名言时,也没有放过体现故事性的机会。例如,上卷“第二章  市长”所用巴纳夫的话“权势!老兄,这难道不算回事吗?足以引起傻瓜的敬重,孩童的惊诧,阔佬的嫉妒,贤哲的轻蔑。”又如下卷“第四十章  静退”用歌德夫人的话“正因为我那时疯疯癫癫,所以今天才这样规行矩步。哦,只能看到瞬间事物的哲人,目光是何等短浅!那你的眼睛就看不到在暗中涌动的激情。”


三、读者的故事性


作品到了读者的手中,读者也阅读完毕了,整个图书出版过程就结束了吗?读者和作品之间发生的故事,是否也应当被关注呢?经由作品的触发,读者生命中会发生怎样戏剧性的故事呢?这些故事又会为作品本身蒙上一层怎样的色彩呢?


以歌德1774以四周时间完成的小书《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例,这是一部使歌德享有世界性声誉的作品。该书出版后,引发了持续的“维特热”,一批狂飙突进的作家以热烈的心情欢迎它,一批青年作家对它如痴如狂,连拿破仑皇帝也受到了“维特热”的感染,据说,该书他读了七遍,甚至在1808年接见歌德,与歌德一起谈论该书。当时的青年人模仿维特的言行举止、衣着穿戴——蓝上衣、黄背心成了流行一时的维特式时装。


这些作家们、青年们,甚至是拿破仑皇帝,他们遇见《少年维特之烦恼》后,他们生命中某些极具故事性的东西被触发了,同时他们生命中所表现出来的故事性的内容又为该书蒙上了一层奇妙的色彩,帮助该书更广泛地被传播出去,不仅在欧洲大陆被传播,在20世纪初,经历五四运动的中国,该书同样对当时的中国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蔡元培先生在谈到外国小说对中国的影响时,列举的第一本书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


综上所述,在图书出版过程中,故事性常体现在作者的故事性、作品的故事性与读者的故事性三个方面。故事或故事性的内容在帮助读者理解作品、接受作品的同时,也有助于作品被广泛地传播。

 

参考文献:

[1]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戴光年,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2]陈颖青.老猫学出版[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3]司汤达.红与黑[M].罗新璋,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4]罗伯特·M.波西格.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M].重庆:重庆出版社.张国辰,译.2011.

[5]提摩太·凯勒,凯瑟琳·阿尔斯多夫.工作的意义[M].潘乔,李怡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6]伯纳·派顿.身边的逻辑学[M].黄煜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7]理查德·柏瑞特.尊贵的设计[M].莊婉玲,译.台北:改革宗出版社.2010.

[8]穆雪.浅析故事性在图书出版传播过程中的运用[J].出版发行研究,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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